zt 九死一生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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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尔布鲁士峰集多种天然优势于一身。按高度是高加索地区第一山，俄罗斯欧洲部分第一山，整个欧罗巴洲第一山，加上山区天造地设的绮丽自然风光，是天赐的自然财富，拥有极大的登山和旅游价值。所以一个时期以来，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官方和民间都予以高度的重视。从60 年代起即着手规划，兴土木，搞基建。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已经将这里开发为一个体育、运动、旅游各种设施兼备的登山活动基地和观光中心、滑雪运动中心。除了为俄罗斯本国各项有关事业服务外，这里还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少人士，前来观光、游览和从事登山、探险一类的体育科研活动。据记载，厄尔布鲁士山的近现代意义上的登山活动，是从1829 年开始的。这一年，由本地人正式攀登上海拔5595 米的辅峰，1874 年英国人登上海拔5642 米的主峰，这是人类首次登上它的主峰，并记录在案，迄今（1998 年）已经过了124 年的漫长岁月。

      危险的错觉：厄尔布鲁士峰伸手可触。

       9 日我们开始向突击营地进发，先是坐缆车从2000 米的高度上升到3500 米，然后又由雪地拖拉机把我们送到4200 米。到达营地后，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由铝板做墙的形似碉堡的巨型建筑物。这个“碉堡”是一座三层楼房，有60 间6 平方米大的房子，每个房间有4 个床位。食堂和休息厅在二楼，面积约50 平方米，墙壁上布满了照片和俄文说明，看样子是前苏联登山史的简介。营地周围下着大雪，能见度20 米左右。整个队伍在休息厅里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天气的好转。我和致新商量，12 日之前天气不好怎么办？致新说，让韩国人先撤，我们等着好天气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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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时分，天空突然放晴，厄尔布鲁士峰的主峰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除了它的美丽壮观外，另一感觉就是厄尔布鲁士峰伸手可触，上几个缓坡就可到达顶峰。我和致新不明白，这么近的顶峰阿里怎么说需要8 个一10 个小时的攀登时间呢？我们俩决定明天突击顶峰，3 个小时登顶，1 个小时下撤，中午赶回“大碉堡”吃午饭。

      当我们把计划告诉韩国队长后，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他说，厄尔布鲁士峰的天气瞬息万变，它的主要山难就是在暴风中迷路失踪。我们必须听从熟悉尼尔布鲁士峰地形的阿里安排，明天攀到4900 米高度做适应性行军。我告诉韩国队长，登山计划应随具体情况制定，其第一要素就是天时，抓住了天时就抓住了成功的一大半。我给他列举了我们攀登麦金利峰和阿空加瓜峰时，如何抓住好天气获得成功的例子，但还是没有说服同样有着丰富登山经验的韩国队长。最后我们对他说，我们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和以往的登山一样，突击前夜怎么也睡不着觉。10 日凌晨3 时，我俩起床摸黑做早饭。3 时30 分，韩国队长来到食堂劝我们不要单独行动。我告诉他，如果天气不好我们马上下撤。不得已，他只好同意。

       4 时30 分，我们信心十足地离开“大碉堡”。四周静悄悄的，我俩的脚步声在雪地上发出极有韵律的声音。霞光渐渐出来，厄尔布鲁士峰主峰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为了尽快登顶，我们没按登山常规1 个小时行军休息一次，连续走了3 个小时。大缓坡我们翻了无数个，可是还没有翻完。突击营地倒是离我们越来越远，而顶峰离我们还是那么遥远。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出了错。得从长计议，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致新脸上出现倦容，脾气变得有点暴躁，一会儿抱怨冰镐太短，一会儿抱怨积雪太深。看来这是疲劳的症状，我把重的东西放在我的包里，并独自承担起开路任务，希望以此来减轻致新的疲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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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恐惧：登峰计划将要告吹。

     6 个小时过去了，大缓坡总算是到了尽头，我们来到海拔5300 米、厄峰一、二峰之间的鞍部。此时的致新脸色发紫，倒头就睡。我担心的事发生了：致新出现极度疲劳症状。在登山中极度疲劳是造成山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攀登者出现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昏睡过去，导致体温急剧降低而死亡。我给致新做工作，希望他不要在这里睡觉，而他也非常清楚在这里睡觉意味着什么。

      致新说，他无法控制自己不睡觉。没有办法，我只好和他达成协议，只允许他睡20 分钟。身体下面垫着背包，穿着我俩所有保暖衣服的致新睡着了。每隔5 分钟摇摇他，以防睡过去。

      望着雪地上昏睡的致新，我在想：如果致新走不动，我一个人又无法把他拖回去，该怎么办？我不敢想下去，开始感到恐惧。

      20 分钟一到，叫起来问他的感觉。他说浑身发冷，想继续睡觉。我没有同意，让他伸伸胳膊和腿，准备下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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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一名韩国队员到达这里。我感到奇怪，他们不是计划今天到4900 米训练高山适应能力吗？看到我的不解，他告诉我，由于我俩在前面已把登顶路线踩出来，韩国队决定今天有部分队员登顶。我心里算是有了点儿底，致新真的走不动，还可请韩国队员帮忙。看到致新疲劳的样子，这名韩国队员对我说，让李先生休息，咱俩登顶。我一听这话，顿时对这位韩国队员没了好感，并坚决拒绝了他的提议。他一看我没同意，自己也不敢上，坐在那里等同伴上来，我和致新商量着下撤计划。致新说：如果撤下去，这次厄峰登顶计划肯定告吹，下一次还不知何时何日再来。他建议我和那个韩国队员去登顶，他在5300 米处等着我们回来。我没同意，心想，我登顶回来了， 你在这里就会冻成硬棍儿。再说，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目标是我俩9 年前共同确立的，并经过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熬到今天，我怎能撇下他自己去登顶呢？虽然失去登顶机会。心里有些难过和失望，但看到此时的致新已脱事危险境地，心中又增添了许多安慰。

      我在做着下撤的准备，致新又对我说，他现在感觉好点了，是不是再往上走走。我已没有了登顶的心气儿，指着致新的体力能保证走回“碉堡”就谢天谢地了。可登顶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脚步又不由自主地向上迈去。

       攀登厄尔布鲁士峰的最难地段就是从5300 米处至顶峰，这是一段坡度约30 度的大坡。30 度的坡对登山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难度。可对于极度疲劳的人来说，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由于致新这一折腾，我也开感到疲劳。让致新在前面开路已不大可能，和我们一走的那个韩国人根本就没有在前面开路的打算，从4200 米开路到这儿已消耗了我大部分体力，再从这里开路到顶峰已不可能。若奇迹不出现，登顶的希望几乎没有了。

       每当我们身陷困境时，“上天”总会帮我们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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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致新1983 年参加登山以来，无数次的合作，都获得圆满成功，被登山界誉为“双子星”、“登山福将”。其成功的秘诀就是每当我们遇到艰难险阻时，“上天”总会帮我们一把。不知这次会以什么方式来帮助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突然眼前一亮，在我们前面不远处出现的两位“苏联老大哥”也准备攀登这个大坡。如果老大哥把最后300 米路踩出来，我们登顶的可能就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了。看到我们的狼狈样儿，老大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最后这段的开路任务。

       我们跟着老大哥踏出的脚印，一步步向顶峰迈进。大坡到了尽头，顶峰近在眼前，致新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冲到前面当起了开路先锋。6 月10 日莫斯科时间下午1 时26 分，我手中的摄像机把李致新和两名俄国人、一名韩国人登上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的情景记录了下来。

       厄尔布鲁士峰之行结束了，成功的喜悦和面临死亡威胁的恐惧也很快过去了。我和致新又回到茫茫人海之中，除了和常人一样的生活外，又开始为我们的第六站——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之行寻找赞助，进行准备。在非洲之行中，不知又有什么惊险、刺激和我们捉迷藏。登厄尔布鲁士峰的经验告诉我：一个登山者没有任何理由轻视他所攀登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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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知识简介

1．古代的登山活动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自西向东，由高到低，遍布崇山峻岭，山地、丘陵和高原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祖国西南部为著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由青藏高原西北端的帕米尔高原延伸出许多巍峨雄伟的山脉，主要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祁连山脉、秦岭、阴山、大兴安岭、长白山脉、南岭、台湾山脉等等。这些山脉形成了我国地貌的骨架，自西向东地势明显构成三级阶梯。第一级阶梯在西南部青藏高原海拔4000 米以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 米）就在青藏高原之南我国与尼泊尔交界处。青藏高原以北以东，地势下降到2000 米以下，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四川盆地等构成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及云贵高原以东，是海拔500 米以下的丘陵和平原交错区，是第三级阶梯。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炎黄子孙们，繁衍生息在这块有着丰富的山脉、高原的国度里，自古以来，就和山岭高峰有着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有关山峰的悠久文化，和独具特色的古代登山活动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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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黄帝时代就有登山的传说。《史记》详记了黄帝战胜炎帝，擒杀作乱的蚩尤，登上许多山峰的故事，说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他不辞辛苦地在许多崇山峻岭中开辟通道。黄帝打到东海边，登上了丸山和东岳泰山。黄帝打到西边，登上了横亘新疆西藏间冰雪覆盖巍峨雄伟的崆峒山和昆仑山。黄帝征伐到南边，登上了湘山与熊耳山。黄帝击败北方的匈奴之后，与诸侯会聚于釜山。最后，黄帝到了激鹿山，在此山下建立了国都。尧舜时代，也有舜帝登山的记载。《尚书》记载，舜帝巡行天下，登上了泰山。

       但从登山史上看，上古帝王中最出色的还要数夏禹。夏禹不仅登上了许多高山，而且最早使用了登山鞋。《史记》记载，黄帝的玄孙夏禹有鉴于父亲鲸治水失败的教训，加倍勤劳地治理洪水，走遍了大地河山，并给许多高山大川做了评定。夏禹一心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夏禹经常登山，“山行乘播’。樟（音ju）就是古代创造的一种专用登山鞋。据史书记载，这种鞋底装有半寸长的铁齿，上山不容易打滑，铁齿还可灵活安装，上山时，前齿短，后齿长；下山则前齿长，后齿短，便于在斜坡上保持平衡与稳定。可见，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对登山活动就有了丰富的经验，并创造发明了登山工具。过去人们只知道东晋诗人谢灵运喜好登山，曾制登山鞋，叫做“谢公屐”。其实，登山鞋在谢公之前两千多年便有了。

       从我国最古老的文字构造也可以反映出远古祖先关于“山”与登山活动的某些情况。距今三四千年前，商代的甲骨文和同时代的金文中有很多字与“山”和登山有关，如甲骨文中的“丘”。“登”字，金文中的“山”字等等。象形、会意是汉字的最大特色，古老的文字结构常常能生动地反映出古代社会生活与人们的思维。上述有关的甲骨文金文，表明山与登山是古人生活中常见的内容，是经常出现的活动。

       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这智慧也充分反映在古人对山的理解上。古人对山的认识虽然朴实，却丰富而深刻。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山”说：“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有石而高，象形也。”除了指出山高有石的外部特征外，更把“山”与“气”联系起来，指出山有“宣气”，从而有“化生万物”的作用。这些都表明古人对山的认识是何等的丰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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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登山界的首次攀登
       1955 年初，前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邀请，希望全总能派人去前苏联学习登山技术。5 月，全总派许竞、师秀、周正、杨德源等4 人赴苏外高加索登山营学习。他们和前苏联运动员联合组成中苏帕米尔登山队，成功地登上了帕米尔高原海拔6673 米的团结峰和海拔6780 米的十月峰。这可以说是中国登山运动的一首序曲。1956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举办了登山训练班，培训了一批登山运动员。

      1956 年4 月25 日，成立不久的我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在前苏联专家库金诺夫和兹维特金的指导下，队长史占春等32 人登上了我国东部的最高峰，也就是秦岭山脉的主峰、海拔3767 米的太白山。

       太白山坐落在陕西省邻县东南，绝对高度不大，但从山脚到顶峰相对高差却有3000 多米。太白山坡度很大，从山脚下的刘家崖往上，差不多净是45 度或更陡的斜坡。队员们第一天行军十一二个小时，就走了40 多公里。第二天，到达了太白山最高峰的前站放羊寺。第三天，随着高度的增加，气压逐渐降低，氧气逐渐稀薄，积雪越来越深厚，陡坡增加，不少人在行军途中发生头痛、呕吐、鼻出血和四肢无力等症状。队员们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在11 时15 分，登达太白山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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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白山顶，按照国际惯例，队员们把全体队员签名的爬山记录，放在空罐头盒内，藏在用石头垒起的石塔里，作为这次攀登胜利的标志。队员们举着冰镐欢呼首战告捷，表示要在更多的山峰上，留下他们的足迹。

       1956 年7 月，中苏组织联合登山队，攀登了慕士塔格山。8 月又攀登了公格尔九别峰。中苏两国工会和运动员精心准备，6 月，两国运动员在前苏联北部卡兹别克山上登山营中训练后，共同攀登了高加索山脉海拔5642 米的厄尔布鲁士山。7 月5 日，两国运动员乘飞机转移至帕米尔高原，在慕士塔格山西部海拔4060 米处建立了登山营地。

      慕士塔格山海拔7546 米，位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西南边境。它和附近海拔7649 米的公格尔山，海拔7530 米的公格尔九别峰一起，构成帕米尔高原的极高峰山区。慕士塔格山终年积雪，冰层厚度有150 米一200 米左右，以至当地的塔吉克族、维吾尔族人称其为“冰山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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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慕士塔格山的探险考察，最早是在1870 年到1873 年之间，英国旅行家托罗切尔和绍恩，曾从东面的雅尔干达对山峰进行过实地观测。1876 年俄国军事地质测量学家康斯钦科，曾经在东帕米尔通向兰贡尔湖的乌兹贝尔山口上观察过慕士塔格山，并确定其高度为7300米左右。1889 年，俄罗斯地理学会西藏登山队员、地质学家勃格答诺维奇通过卡拉塔什山口到达了葛兹河的上游，围绕慕士塔格山的西坡和北坡进行了观察，并进行了一些地质和地貌方面的考察研究。1894 年，瑞典著名旅行家斯文·赫定对慕士塔格山进行了数月的考察，观测了一些冰河，并且沿用当地居民原先使用的名称，绘出了第一张标明地名的慕士塔格山地貌。斯文·赫定曾经先后4 次试图从西边葛兹冰河的上游登上此峰，但均未成功。1924 年，英国旅行家斯克兰菌对慕士塔格山稍北的公格尔山进行了考察，绘制了地图，并确定公格尔山主峰的高度为7770 米左右。1947 年，继斯文·赫定之后，经验丰富的登山家希普顿和狄尔曼曾从山的西面做了攀登尝试，登上了7000 米的高度，但最后也因种种原因登顶失败。

       中苏联合登山队在7 月6 日仔细考察了这座向西南延伸而急剧升高的大山，确定了登山路线和计划，5 天后，开始登峰。7 月10 日至21 日，几经往返，登山队分别在海拔4450米、 5500 米、6170 米和6800 米等高度建立了4 个高山营地。7 月25 日下午5 时，31 名队员向慕士塔格山顶最后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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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员们四人一组，不断翻越45 度以上的雪坡，并通过了极其危险复杂的冰爆地带。高山空气逐渐稀薄，队员们的嘴唇、手指都开始发紫，脉搏增至170 次一180 次，副队长史占春脉搏最快时竟达192 次。更严重的是在高山反应下，所有的人都失去了食欲，中国运动员除喝些茶外，几乎不能进食任何东西，在5 天行军最后的3 天中，食欲最好的运动员也只吃了两个馒头。登山队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海拔7200 米处建立了第5 个营地，并准备向顶峰冲刺。

        7 月31 日早晨，31 人排成一列纵队，冒着零下25 度的严寒，征服通向山顶的最后300米。下午2 时，队伍全部登顶。

        在山顶召开了短小的庆祝会，在石头上刻字，用步话机通过“4060”基地向北京和莫斯科传达了胜利的消息。电影摄影师陈德禹解开衣服拿出一直在怀里保温防冻的摄影机，拍摄下了两国运动员登顶及插上中苏两国国旗的珍贵照片。

        8 月1 日，全部队员安全返回营地，创造了当时集体安全登山的世界新纪录。攀登慕士塔格山的中苏联合登山队队长是前苏联功勋运动员叶·阿·别列次基。副队长是中国运动员史占春和前苏联功勋运动员克·克·库兹明。中国运动员有许竞、师秀、胡本铭、陈荣昌、刘连满、国德存、刘大义、彭仲穆、梁乃钧、翁庆章、彭淑力、周峰、陈德禹（梁乃钧、周峰未突击主峰）等13 人。队员中有苏联运动员1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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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攀登

     “提倡集体英雄主义，用集体的力量互相支援，保证登山的胜利”这样的口号和做法，早在中国登山运动发展的初期，便已出现。但强调发挥集体的力量和优势，具体体现在战术运用上，还是稍晚的事情。

       在 1960 年攀登珠穆朗玛峰之前，中国登山队采取的都是在高山不设运输队，或者设立运输队，运输队员也和主力队员同时参加每次行军，从低山到高山同样负重，全线运输任务包干，逐步淘汰，最后选取突击队员的战术。在1960 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前3 次行军中，采用的也是这种战术。这种战术，运输队员在负荷较重的情况下，要长途跋涉较长的运输线，行军天数多，体力难以胜任；主力队员也因同样参加长途负重运输，消耗了大部分体力。显然，这对保证完成较高高度的运输和突击顶峰的任务极为不利。

        在 1960 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第四次行军中，中国登山队采用了“分期、分批、分段”运输，突击队与运输队分别组织、各司其职的方法。即以突击队员攀登的高度和出发的时间为基础，提前分批分期进行运输。同时，把运输全程分为数段，按段固定队员、固定重量、固定时间，交替接力运输，各自完成本段的运输任务。这个方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减轻负重，缩短路线，使运输队员始终保持较好的体力；再者，可以互相支援，逐段突破地形难点，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突击队员在突击主峰之前保存相当的体力。这种战术的采用，对第四次行军登顶成功，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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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 年攀登希夏邦马峰时，中国登山队便采用了根据这种“分批、分期、分段”的运输战术，进一步发展概括成“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攀登的战术。即把侦察路线。建立高山营地、物资运输、适应性行军、突击顶峰5 次任务按高度、难度把运动员分成3 个线。第三线负责大本营至6900 米的高山建营、侦察和物资运输的任务。第二线负责6900 米一7776 米的高山建营、侦察和物资运输的任务。第一线在二、三线已建立好高山营地，完成了物资运输，打通了路线的情况下，利用最好的天气时机突击主峰。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战术，各线都圆满完成了任务，才保证了登顶的成功。

       在攀登希夏邦马峰成功以后，根据这种战术的实际运用情况，中国登山队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完善。大家认为，使用这种战术，应注意这么几个问题：
      ①既要根据每个队员过去的登山历史和现在的身体情况，同时，也要在行军后及时进行
调整。未经过训练和未进行高山适应的新队员，不宜事先分线。
      ②各线队员在较低高度行军时，可根据不同情况，人人参加负重行军（负责攀登更高高
度的队员的负重量可较一般稍多）。这样既可增强和考验每个队员的高山适应性，同时也可
完成一部分运输任务。

       这种“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攀登的方法，遂成为中国登山队长期使用的战术之一，形成了中国登山运动独特的战术风格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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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物往往就是这样，有一利就有一弊。在采用这种“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攀登战术的初期，就发现它需要人力较多，会使队伍庞大，另外，指挥起来比较复杂。中国登山队1960 年攀登珠穆朗玛峰，1964 年攀登希夏邦马峰，1975 年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队员都多达数百人。以至国外登山界有人将这称为“人海战术”。

      中国登山运动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不断在探求登山战术手段的改进和创新。1983年组建的南迎巴瓦峰登山队，便是一支只有35 人的小型精干队伍。这支登山队尽力压缩后勤人员，主要后勤工作由队员兼管，一改以往那种庞大、臃肿的状况。南沙巴瓦峰登山队派出的侦察分队，亦实行“精兵”的方针。全队只有队员16 人。由于没有专设后勤人员，队员除了登山外，还要兼管装备、食品、炊事、通讯、搬运等工作。由于这种战术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力，是“新的改革”，受到了队员们的普遍欢迎。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登山交流的不断发展，中国登山运动员更加重视学习外国登山队的先进经验。在中日联合攀登纳木纳尼峰时，对正式登山具体采用什么战术，本来各有主张。但后来中方再三研究后，认为正式登山时可以采用日方提出的战术方案，即每个结组均要负担侦察、修路、运输、建营、登顶的任务。这样做有利于锻炼我们的队伍，有利于发挥每个队员的积极性。在实践中向日方的战术学习，有利于我们开阔眼界，对今后如何发展我国的战术也有好处。

        没有传统的“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战术所凝聚的集体力量做保障，当时较外国登山运动员体力相对较差的中国登山运动员，要取得诸如1960 年攀登珠穆朗玛峰，1964 年攀登希夏邦马峰，1975 年再攀珠穆朗玛峰等令世界登山界瞩目的成就，是难以想像的。然而在今天，世界登山运动已有了飞快的发展，日渐强调攀登的高难度化和攀登队伍的小型化。要迎头赶上这股潮流，中国登山运动传统战术的革新是势在必行的。可喜的是，一些身体素质与高山适应能力均不错的藏族运动员的成长，表明中国登山运动队伍已具备了基本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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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季节的选择和天气的利用

      从登山运动的历史来看，各国登山队在组织登山活动时，一般都避开该山区的降水、降雪、低温和大风的季节，而选在山区最好的季节里进行。由于高峰所在地区不同，天气情况存在很大差异。但一般而言，春、秋两季，是最适宜登山的季节，据中国登山队的经验，春季较之秋季更为理想。中国登山队的攀登活动，多数都是在春季进行的。但在选定的登山季节中，好坏天气也是呈周期性交替出现，每天各个时辰的天气情况变化也很大。为使登山活动通常都在相对有利的天气形势下进行，必须得有气象情报做保障。
这包括：

       ①通过事先对该山区气象历史资料的分析研究，对这一地区的大致气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初步掌握可能出现的好天气周期的数目，以便统一制定攀登计划，安排登山活动具体行动的大致时机。气象历史资料的占有应尽量丰富完备。1960 年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对英国登山队历次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资料，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找出并解决主要技术难点，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②在登山期间，最好建立专为登山服务的气象预报网，并取得邻近大气象台的帮助，以获得该山区的长、中、短期天气预报。在1960 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中国登山队先后派了16 名气象工作者深人珠峰山区进行建台工作。其中有4 人在山区整整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在此期间先后建立了海拔5000 米的绒布寺气象台，海拔5120 米的珠穆朗玛峰气象台，海拔5500 米的气象哨，海拔6400 米的气象服务台。此外还配备了流动人员在行军的路线上和冰川上进行考察。他们的高度到达了7400 米，考察地区包括主绒布冰川、东绒布冰川、绒布河谷，面积约达30 平方公里。至于大区域的中长期预报，则是在北京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成都中心气象台和拉萨气象台指导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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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限于目前科学发展水平，即使设有气象台并有专门预报，也很难做到预报准确无误，特别是中长期天气预测。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登山队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来捕捉和利用时机：

A ．坚持留有余地的原则，最好能有两个好天气周期留给突击主峰的行动，以便一旦第一次突击失利，还有机会组织第二次突击行动。如1964 年攀登希夏邦马峰，根据气象预报，得知整个登山期间会有3 个好天气过程。于是中国登山队便把第一个好天气过程安排给二线执行6900 米一7700 米的建营、运输行军，第二个好天气过程留给一线突击顶峰。而第三个好天气过程，则作为万一突击顶峰失败，用在再一次突击顶峰上。

B ．为了争取主动，尽可能地把好天气周期留给高山上的活动，较低海拔地区的活动可适当利用较差的天气。在较低高度上利用坏天气行动，虽然艰苦一些，但却可以为全局争得时间。事先如果做好必要的准备，也完全可以保证安全。这种方法在1960 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最早使用。当时，根据天气预报，5 月17 日一25 日为好天气周期。为了抓住这个时机，并留有余地，以利应付天气的突然变化，运输队员改变了与主力队员同行的方法，而在坏天气的情况下，于14 日先期出发，提前向各营地运送物资。这样就保证了主力队员得以利用好天气突击主峰。在总结中，他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坏天气缓进”。这种方法也为后来中国登山队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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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为了防止好天气周期提前到来而错过战机，中国登山队在1964 年攀登希夏邦马峰时，开始采用将登山活动开始的日期提前到好天气周期到来前的一两天，坚持早走一步，在较高的营地去等待好天气。这样做，既可以保证不错过时机，又可以提前进入突击阵地，使突击顶峰最后阶段在高山上的活动具有最好的天气条件。在攀登希夏邦马峰突击顶峰开始之前，气象组预报好天气可能在5 月2 日或3 日来临。为了更有把握利用天气时机， 登山队便决定登山队员提早出发3 天，去5800 米等待好天气。结果，好天气提前到来，突击队才未误时机登上了顶峰。

D ．在高山区，即便是在好天气周期中，天气在每一天里都有明显的变化。一般是上午较好，下午较差。因此，从攀登希夏邦马峰开始，中国登山队便开始坚持早行军、早宿营的原则。这样，既充分利用了温度较高的白天进行行军和宿营，保证了安全；也有利于一天行动结束后的露营操作和第二天的正常活动。

E ．虽然一般情况下不一定提倡，但在迫不得已或必须时，可以组织夜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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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只能说是冰山的一角。直到今天，追随采访李致新、王勇峰及他们的同行3 年多之后，还是不断地发现未曾了解的新内容，他们嘴里还是不断地有登山的故事讲出来。山，总是崭新的出现在你面前，让你的脚步不能离开它一刻。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曾曙生说过一句话：人与山相逢就能创造奇迹。是的。第一次进山是1997 年，因为我的朋友北京电视台记者霍文的缘故。她要拍摄一个体验攀冰的片子，需要一个体验者，爱凑热闹的我就和他们钻进了北京密云四合堂的山里。那次我发现，我不但不反感睡在地上、每天只洗一次脸的生活，反而还挺喜欢。

      刚开始几天，和队员们话不多，他们都很羞涩的样子，汉族队员还不如藏族队员爱聊天。但很快也发现，他们的心都一样的细，只要有点麻烦就会有人帮助你，他们之间也是如此。刚到那天，两卡车的物品半个小时就安排停当了。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是要闹闹嚷嚷协调半天的事，他们却没有更多的语言交流，默契而顺畅。

      霍文和他们是老朋友了，1993 年曾经在《东方之子》中做过一个王勇峰的专题片，还经常在登山队的训练基地练习攀岩，因此，关于登山的故事能讲一串一串的，听他们聊天就像听故事会。那时候只想多听那些悲壮的登山故事，还不敢想自己能真的登一次雪山。

       回来做片子的时候，霍文把我的稿子全盘否定了，她说我没有发现队员们身上的真东西。我们俩坐下来重新回顾那几天，再去看那些平平凡凡的小事情时发现，队员们冷峻而严肃的面庞下是对生活滚烫的热爱。这些英雄般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渐渐清晰亲近起来。

黑玉堂

      1998 年，一件难以想像的事情发生了，我居然能和李致新、王勇峰一同去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了。当时只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随行，我爱人——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记者张伟鼓励我一同前往。于是，和父母凑了3 万块钱，征得了中国登山协会的同意，成行了。尽管出发那天像做梦一般。

      实际上，这次非洲之行我只是一个记者兼旅游者的角色。只是在从二号营地向突击营地进发的路上才突然问自己：这是在干什么？在烤得皮肉焦疼的阳光下，在胸闷得走一步就要停下来站一站的海拔4000 多米的非洲高原上，我有些惊叹自己的意志了。前一天还在暴雨中前行，今天却在骄阳下暴晒，早上居然还能把热乎乎的脚丫子放进冰冷湿透的鞋子里。我有些对自己感到陌生了。

       王勇峰为了让我、张伟和另一位记者潘燕生分散高山反应的注意力，一直在旁边给我们唱歌，我们默默地听，连一点儿感谢的笑容也没有。他唱：“慢慢地陪着你走，慢慢地知道结果时……”当时我想说：“应该是慢慢地陪着天地走，慢慢地知道生命结果。”可又没有力气说，直到下了山才有闲。说说山上的感受，引得李致新、王勇峰一阵狂笑，第一次进山的样子实在是狼狈透了。

       从非洲回来后半年，登山界出了一件大事：1991 年在梅里雪山遇难的17 名勇士的遗骸被发现了。中国登山协会组织搜索队前往云南，我随行采访。

       走之前，因公务在身，留守的王勇峰专程来为我送行，曾曙生主席总是说感谢我们，我都觉得莫名其妙，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次出差而已。

       但这次梅里雪山之行，让我看到了另一种生命结果。17 名勇士中有孩子的父亲，有19岁的大学生，他们因为山而留在山里。当我们把21 份遗骸样本带到大本营的时候，我望着那个小背包忍不住的掉眼泪，我不认识他们，却如同他们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莫名其妙的事情也就有了它的缘由。

黑玉堂

      1999 年，我和张伟再次采访七大洲最高峰行动，这是最后一站了，我们也仿佛多了一种身份：登山者。一同准备装备，联系登山事宜，就像这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大概是因为出发前的这种心理准备，在海拔4700 米的大岩壁上，王勇峰下令全体下撤的时候，我无法接受。张伟说，你是记者，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开始忍不住想哭，李致新说：“往上走走，感觉感觉得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明白我的心理，我希望是他们中的一员，像他们一样，登顶成了我的一个目标。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过程，从一个旅游者到一个采访登山的记者，到一个想成为登山者的普通人。我也想搞清楚山里藏着什么，让我们和他们一样着魔。很多人说写写登山家的故事，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其实，读故事是不能了解的，只有自己去体验、去感受，感受生命的种种发现。从这个角度说，我和张伟那么感谢李致新和王勇峰，并不是他们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而是他们引导和影响我们发现了生活和生命。

       因此，如果你读完他们的故事，能放下书，向着大山，向着山野走一走，那么，才是真正的收获。

王淑锋
1999.12.9